重庆民建最早的机关刊物《自由导报》

作者:赵宾    来源:北碚区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21-1-26

《自由导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建重庆地方组织最早的机关刊物,即民建重庆分会机关报。《自由导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为民主建国会及民建重庆分会发挥了传媒战斗有力的政治喉舌作用。

1945年12月20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后第四天,第一次常务理务会在江家巷迁川大厦召开,会议的第六项事项是“组织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案”,指定章乃器、杨卫玉、徐崇林等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建工作。此后,筹备委员会“共开过24次小组会,还举行了5次筹委全体会议”,讨论分会成立事宜。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1946年2月24日,民建全国第一个地方组织——民建重庆分会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施复亮、黄墨涵、黄次咸等主持大会,会上宣讲了民建的政纲、宗旨和章程。经民主协商,推选选出李学民、田钟灵、辛德培、刘崑水、冯克熙、赵友农、彭友今等29人为理事,程铭勋等7人为监事,并以《自由导报》为分会机关报。会后随即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辛德培等7人为常务理事,并作了具体分工。会址暂设在江家巷1号迁川大厦内与民建总会一起办公,当时重庆分会有会员200余人。

 

《自由导报》的创办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所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纲领。”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举国一片欢腾。与此同时,由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和副书记董必武带领中共南方局,支持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钟灵及李学民、王智仁等,把近千家织布厂联合起来,成立的军布业联谊社,与对国民党军需贪污舞弊,克扣工料、压低工缴费用,“短码缺圈”等坑害织户的行径展开坚决斗争,也取得胜利,在当时影响较大。

民族工商业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在抗战时期却受尽了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排斥和吞并的痛苦,四大家族的财富不断集聚,民族经济却朝不保夕。由于官僚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垄断市场,囤积物资,致使物价暴涨,民族工商业者的处境十分困难。

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宣传“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政治主张,为工商界争取民主,揭露四大家族独占中国经济命脉,扼杀民族工业的倒行逆施,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指示田钟灵在军布业联谊社基础上创办一个以工商界为对象的刊物。

当时在国统区办刊物须向内政部申请领取登记证,才能取得合法的发行。而申请登记证,非要与国民党有一定的关系才能得到批准,这对田钟灵一筹莫展。王若飞指示“可以登报征买登记证。”田钟灵灵机一动,便于1945年10月16日在《新蜀报》登出广告:“凡有内政部登记证,现在无力继续出版者,请与弹子石学堂巷三十九号田钟灵接洽承办,条件从优。”广告登出后,收到不少应征者,田钟灵和李学民选定了一个停刊的《自由东方》刊物,一道去中华北路与《自由东方》负责人马义接洽。张林冬后来撰文说“约用了相当于现在100元(八十年代)的人民币的钱款,购买了《自由东方》的刊物登记证。

为了划清与《自由东方》的责任,田钟灵和李学民于10月24日在《新蜀报》发表声明:“凡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前的一切编辑言论及股权业务等项全由主编人马义负责,自改组后一切对外业务及言论责任全由接办人田钟灵、李学民负责。”并将这一刊物更名为《自由导报》。

为了筹办资金,田钟灵将其所经营的钟灵织布社拍卖,其收入全部投入《自由导报》报社。李学民也投入部分资金。同时,他们在军布业联谊社的理监事同仁中募股,受到大家纷纷响应。

这时,王若飞介绍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前去领导《自由导报》报社工作,许涤新介绍新闻宣传大伽杜国庠、邵荃麟、勇龙桂、吴紫光、徐孟文等同志去报社工作,他们中有的是中共党员。许涤新提名杜国庠、邵荃麟、侯外庐、马寅初、田钟灵等人组成编委会。田钟灵用“苏东”笔名任主编,李学民任经理,杜国庠任总编辑,邵荃麟负责文艺版,勇龙桂负责国际和经济版,吴紫光任记者,张林冬负责发行工作。

《自由导报》报社设在中正路(现新华路)125号二楼,两间小屋,前间约六、七平米为发行室,里间十二、三平米为编辑室。为了与《自由东方》划清界线,在每期出版的报头上都刊有“《自由导报》革新号”字样。《自由导报》为周报,四开八版,出版若干期后装订成册,由出版家邹韬奋、徐伯昕创办的三联书店总经销。为《自由导报》撰稿者除该报人员外,更多的有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陶行知、许涤新、张友渔、孙起孟、侯外庐、茅盾、郭沫若、李公朴、胡风、宋云彬、冯雪峰、叶圣陶、陈白尘、葛琴等社会名流。

1946年春,许涤新、邵荃麟随中共代表团离渝南下,许涤新介绍南方局经济组副组长洪沛然去《自由导报》报社领导工作,由此编委会人员进行了调整,编委会由黄墨涵、徐崇林、辛德培、孙运仁、田钟灵、杜守素组成,他们大都是民建先贤。黄墨涵、徐崇林给予了报社很大经济资助。

《自由导报》的内容

《自由导报》为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团结中小工商业、反对官僚资本等作了大量报道。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成立。《自由导报》第六期上刊登了《民主建国成立大会纪事》、《民主建国会六大主张》和 《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文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为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自由导报》发表了《关心政治协商会议》、《尊重民众公意》、《人民的基本权利还需力争》、《政治协商会议感言》和《各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等文章。

1946年5月,《自由导报》发表了《不要与全民为敌》警告反动派的评论。

1946年2月,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成立前夕,《自由导报》刊登了《中小工厂联合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书》和《上书蒋介石的意见书》。田钟灵在《中小工厂的自救意义》中痛斥宋子文官僚垄断的经济概念,指出“当局现行的忘本的经济观念及官僚买办性政策,实在不是树立中国工业自立更生的道路,而是断送民族工业的自杀行为。”

董必武、王若飞、许涤新多次指示《自由导报》,要通过《自由导报》和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国经济事业协会等组织,将中小工商业者团结起来,反对官僚资本。《自由导报》先后发表了《扶持中小工业》、《如何解救工业危机》、《民族工业与自力更生》和《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事》等许多文章,指出中小工商业要生存必须自救,投入到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去。

在办好要闻、经济、社会、国内国际形势专题的同时,《自由导报》并办有副刊,刊登一些杂感、诗歌和书简等,如茅盾的《谈歌颂光明》、田钟灵的《接受小故事》、傅彬然的《东归书简》和夏白的《自由的受难》等,使刊物办得更加生动活泼,富有阅读性。

《自由导报》的斗争

《自由导报》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1945年12月25日,正当《自由导报》第一卷第六期出版时,重庆警察局四分局派出军警,命令三联书店停止经销《自由导报》,并到各书店查禁。

事件一发生,田钟灵即向王若飞、许涤新报告。次日,中国共产党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自由导报>社质问警察局四分局的启事》。《启事》严正指出:“本报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即开之际,而发生此先兵相见之侵犯言论自由行动,不得不提出严重质问,即请公开答复为祷。”

同时《新华日报》二版刊登《警察奉命到各书店查禁<自由导报>,民主人士将提出抗议》的报导。报导中说:“事后,据《自由导报》负责人语记者:该报对此侵犯言论自由行动,日内将有所表示。渝蓉文教出版新闻杂志及各民主人士对此均甚注意,闻日内也将先后提出抗议,声援《自由导报》,以争取言论之真正自由,前昨两日,无数读者纷至三联书店探问详情,非常关切。”
    同日上午,田钟灵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找该部负责人方治,质问查禁《自由导报》的理由。方治托辞不见,由骆维常委员出面搪塞。田钟灵质问:“《自由导报》一不做违法之事,二办报手续齐全,三宣传民主,反映工商界的呼声何罪之有?政府与中共签订的《双十协定》规定有‘保证人民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为什么要禁止《自由导报》的出版?”骆维常含含糊糊,不置可否。田钟灵气愤地表示:“《自由导报》一定要继续出版下去,这不仅是争《自由导报》的自由,也是争整个文化界的民主自由。”
    “应请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并保证立即在全国实现结社、集会、言论、出版、通讯之绝对自由。”12月27日上午,《自由导报》举行招待会。《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新蜀报》、《现代妇女》、《民主与科学》等报刊,以及及文化界代表出席了招待会。会上田钟灵报告《由导报》被查禁的经过,为争取出版自由,执行《双十协定》要求出版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并提出了四项主张。

《自由导报》被查禁,迅速引起各方的愤怒。《新华日报》连续几天刊登消息报导。《商务日报》、《新民晚报》、《新蜀报》等报刊都刊登抗议消息。重庆市杂志联谊社于26日下午举行会议,侯外庐、杜国庠、邵荃麟、李公朴、邓初民等出席会议,会上一致认为查禁《自由导报》是重庆没有言论自由的又一次事实暴露,决定对《自由导报》作“共存共亡”之有力声援,起草自因民党当局的抗议书。同时决定在《自由寻报》提出四项主张基础上,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五大生张。

黄炎培抱病发表意见,谴责国民党当局查禁《自由导报》是破坏民主的行径。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除发表声明谴责当局言与行背道而驰外,并致函慰问《自由导报》,誓作后援。

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社会各界声援《自由导报》。几天时间,报社收到了许多慰问信,接待表示声援的来访者。《民主与科学》主编张西曼表示:“在民主国家,一种报纸能否存在于社会,是要看人民是否欢迎。用一切办法压迫言论自由的人,就是为掩盖其自身丑事。”李公朴更是仗义执言,愤怒揭露当局镇压民主力量的卑鄙行为。

形势的发展出乎国民党当局意料之外,使他们狼狈不堪。国民党中央社在12月28日发表重庆市市党部的所谓声明,诡称此次查禁《自由导报》是为“防范窃用名义”。对此,《自由导报》立即在《新华日报》发表重要启事,指出该党部发言人的声明与事实不符,驳斥他们所谓“防范窃用名义”的托辞。12月30日,《新华日报》第一版登出“代表人民说话,报导真实新闻,倡导民主建国,保持自由批评”的《自由导报》“照常出版发行”的消息,及征求《本报纪念订户二万份》的广告。
    1946年元旦,《自由导报》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同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该期目录。这一期,《自由导报》发表了“重庆十八家大杂志争取自由五大主张”、该报写的《我们的控诉》,孙起孟写的《消灭思想的法西斯形式》及民主建国会为本报被查禁发表谈活等文章,再次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狰狞面目。

慑于国民党的压力,原承印《自由导报》的印刷厂不能继续承印。为此,田钟灵回泸县老家说服其母卖地,用卖地的资金在重庆开办《自由导报》印刷厂自行印刷。

1946年1月11日,为了促进政协会议召开,陪都各界人士和有关团体党派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下设秘书、联络、新闻三处。田钟灵任该会新闻处处长,李学民任记者。在政协会议期间,新闻处经常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集会时间、演讲人主张以及散发民主团体和知名人士的宣言传单等。促进会的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1月16日到18日三天,促进会在沧白堂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上,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沧白堂事件”。事后,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当局蓄意破坏民主,制造事件的流氓行径,田钟灵等人更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特务制造了殴打《自由导报》工作人员的事件。1月24日,特务又将田钟灵、李学民和张林冬等骗至爱仑餐厅进行殴打。

事件发生后,王若飞指示送伤者去医院验伤治疗,举行记者招待会,控诉国民党特务行凶、镇压民主进步活动的罪行。《新华日报》立即编发《自由导报》工作人员被殴打的消息。1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在迁川大厦招待新闻界,李德全主持会议,田钟灵、李学民、张林冬等控诉特务多次捣乱行凶的罪行,陶行知、胡子婴、刘清扬相继讲话,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事后,许涤新夫妇、罗叔章、朱宝粹、徐崇林相继慰问李学民等受伤者。

“立即停止东北内战,并立即停止一切海陆空军事运输。”1946年4月,蒋介石在东北发动内战。《自由导报》和重庆的进步团体联名致信马歇尔,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要求美国不要支持蒋介石。4月30日,《自由导报》和重庆的二十个民主团体联名致书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五项主张。

1947年3月,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洪沛然离渝回延安,许涤新、张林冬等去到香港,田钟灵等被国民党限制,《自由导报》至此停刊。《自由导报》社印刷厂被国民党所抢夺,新中国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改名西南文化印刷厂。

 

参考文献:

张林冬《<自由导报>始末》

《重庆市志·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地方组织志(1945—2007)》

赵宾《民建全国第一个地方组织——重庆分会的成立及组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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